对于文革，打倒公检法和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龚祥瑞切身认识到：凡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在社会之上必然有一个强制权力，如若没有的话，这个社会势必是紊乱无常的。

（二）程序正当性审查的标准消极正义理论认为，在程序法领域，程序法律制度尽管不能保证程序正义理想得到彻底实现，但应当尽量减少或者克服明显非正义的情况，应该满足一些起码的价值标准。该适用规则可以概括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价值衡量规则适用于无法进行利害比较或者经比较仍无法确定的情形。

[8]江必新：《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4页。法院只有充分认识到上述局限性，才能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作出判断，增强裁判的公正性、可接受性。在司法审查强度的把握上，要从两个层面分别考量：一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要本着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理念，针对客观情况对特殊群体和弱者予以必要照顾，体现出合理差别、实质平等的公正价值。[32]200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4】96号）指出，对于各类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作出判断和选择。

前文分析的一些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的主要原则与判断标准也只是一般性概括与归纳，如何更好地把握行政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的强度和限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官在个案中作出全面的考量和权衡。2.准确把握滥用职权的审查范围和强度根据行政诉讼法，滥用职权是程序正当性审查的主要理由。正如本文副标题所示，本文充其量是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论纲。

但本文的讨论并不是要一竿子插到底，而是选择在中央与省级地方之间的"条块"关系处进行纵剖横切。[73]由是观之，中国宪法要真正担当起政治整合的功能，[74]宪法文本就要进行去理论化或去政治化的处理，任何厚重的意识形态在宪法文本内的确认都会产生排斥效应，让那些无法对此产生最起码认同的人选择出走。[15]因此，形式宪法上的同种类不应掩盖在现实政治运转中所展示出的差异性，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行为上的、事实意义上的"一国多制"意味。[34]但这些论述既是解释82宪法文本时必须参考的"外部资料"，也是中国宪法研究的第一手文献材料。

这三个概念均非此时此地的原创，而是分别取自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和桑斯坦的《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14亿的总数已经超过了欧洲、中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人口总和。

[27]由此看来，强世功正是在空间结构的维度上来理解中国，"中国要把一个帝国的内容纳入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在本文看来已经构成了一个宪法学的命题。严格说来，本节所阐释的政治空间的"差序格局"与此概念的原初意图并不能呈现为结构性的完全吻合。但本文的论述视角限定在北京与省级地方的组合结构上，一方面是为了节约本文的论述成本，另一方面则是要再次显现出中国宪制内所蕴含的"跨省结构"，这构成了本文作者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一种切入视角。[51] 邓小平，前注32，页267。

[5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页469。天津和重庆都是省级"直辖市"，但天津毗邻北京，而重庆远离北京，在中国试图监控它们时，就产生了差异。第四种则是不需进入宪法决策过程的常规政治问题。至少在本文的论述脉络中，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结为中国在改革时代所运转的一种反定型化的宪制系统，正如相关论述中所阐释的地方试验、宪法变通、区域竞争、学习和适应能力，反定型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一性和差异性、中央控制和地方试验之间的矛盾，两个积极性作为宪法策略摆脱了时间维度内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而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空间维度内的"辽阔博大"和"包罗万象"，由此实现了各得其所的调适。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宪法性文件时，邓小平就指出："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但问题在于，相当一部分对"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的阐释实际上已经泛化了邓小平的原意，例如，"允许看，是对怀疑或反对者的宽容。

例如，我们知道，美国在建国之初只有13个州，现在却有了50个州，正如苏联的解体根据苏联宪法是一种宪法过程，美国扩张也是一个宪法过程。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本文作者认为，宪法学者其实无需自问自答地讨论我们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宪法时代，政治整合和国家建设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宪法历史不可能终结在任何一处。[56]表面上看起来，"中央说话"必然会与"大胆试"和"允许看"之间存在张力，但改革不只是一部机器，更是一曲乐章，李侃如就曾将邓小平比作伟大的指挥家，而不只是设计师。[21]也正是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78] 例如参见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8日。[6] 参见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页8。邓小平本人即是此中高手。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本文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正是为了描述这种在空间上有等差，在关系上有着复杂交迭的政治组织体。

[85] 关于宪法概念原意的一个探讨，可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14。世界各国都会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治理问题，但相同的社会治理问题在大国内要经历一种量的倍增，由此就导致了质的突变。

[16] Lynn White III："中国宪法的现状"，《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页73。夫妻之间假若无法达成一丁点共识，家庭就会破裂，推而广之，假如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无法取得最基本的共识，那么国家就会瓦解或者分裂，这通常表现为地域性的少数群体脱离原本的共同体，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内部战争。

但另一方面，多元社会不可能实现全体成员的绝对共识，因此共识也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它有范围上的宽和窄，程度上的深与浅，时间上的长远与短期，在此意义上，现代政治往往就是一种"求同存异"的过程，更准确地说，如何在多元的差异中寻求可合并的同类项。众所周知，中西方在十九世纪的重遇，让中国被动地纳入了欧洲人所定义的国际政治秩序。法学理论的思考与法制建设的探索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正因此，中国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这一命题应当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时刻规定着学者的思考。其积极方面表现为通过制宪这种政治作为的"合众为一"，即原本生活栖居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多个共同体通过制宪这种政治作为，将各个共同体合并在一起，"宪法"由此取代了"国际法"，成为调控彼此间关系的根本大法。

[75]至少在理论上，宪法承诺的深度与宪法整合的广度存在着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正因此，中国宪法如要真的承担起更重的整合功能，那么其内容也要做相应程度的去理论化处理。[8] 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48 World Politics, 50-81, (1995).[9] Zheng Yongnian, 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7.[10]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对差序格局比较严格的界定，本文在这里脱离了此概念的原初语境，而用来概括中国多元复杂的、具有差异性的政治空间。

[76] 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可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1-57。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只在浅水区漫步或"只摸石头不过河"，[46]它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家在面对历史和人民时的高度责任感以及所要求的审慎。

[48] 邓小平，见前注32，页130。因此，中国早在公元前就建立起一种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82]这种政治早熟一方面护卫着中国古代灿烂夺目的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政治无法内生性地完成向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型。

在改革欠缺动力时，他会更强调胆子大，鼓动地方的"闯"和"冒"。例如，比较政治学内的"统和性民主"实际上就是在探索多元社会的政治稳定性问题。"[31]其次，诺齐克主张一种最小国家，根据他的理论，只有治安和契约执行的守夜人国家才能得到正当性的证成。[5]本文有自己的理论追求，在写作过程中反复追问的是"什么是你的贡献"。

1、"差序格局"命题的提出：法言法语的表述"差序格局"如要得以提出，宪法理论首先应当走出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由单一制和联邦制所设置的认识论误区。如果借用法理学中所区分的"标准"（standard）和"规则"（rule），[38]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多年，北京很少为差序格局内的各个省级地方设定行为规范，许可、禁止或指令地方从事规范指向的行为，相应地，北京在"与省博弈"（playing to the provinces）的过程中经常沿用了一种"包干制"的逻辑，即只要求地方可以完成北京所设定的指标任务，至于地方是如何完成的，则不在北京的考虑范围内。

[43] 邓小平，见前注32，页372。[58] 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页63-73。

在北京的政治动力不足或者难以启动之时，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通常都会选择到地方寻找变革的原动力，这种在共和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有着内嵌于差序格局之政治空间的合理逻辑。参见邓小平，见前注32，页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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