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法改革的历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提升法官的职业化水平，就成为司法改革的重头戏。

[11]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是反思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阐释人类学带领人们解构了西方人类学所建构起来的理性神话，在他的笔下，唯一真实的是解释，或者说是对解释的解释。[36] 参见前注26，李永毅等文，第117、118页。

感谢石顺林博士对此的提示，他认为，一个社会中一定时期的信教者是固定的，家庭宗教的兴起是因为国家认可的教会无法提供人们传统感情寄托的需求。[88] 2009年国庆烟火晚会时的56根民族团结柱，因为阻碍了旅游，被存放在了原来的生产地。[57] 这三部电影都再现了纳粹德国时期的某些面貌。[56] 大屠杀是除魅的最好的例子，是合理化发展的结果，大屠杀不是倒退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它是现代文明的韦伯式理性牢笼的例子。[61] 五、个人的再现与激情的回归 自然科学塑造的原子化个人是一串精密关联的逻辑符号运行的一环，他/她不需要有任何的感情羁绊，理性的发展使得任何具有个人性的东西都消解了，每个人可以更加独立、自由地生活，这也是最符合经济学的假设的，交往成本被各种规则降到最低。

后来世俗社会兴起，正当性开始基于个人之共识、契约、商谈而获得。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各种的多神教崇拜，逐渐被建制化后，成为巫术、宗教……如果我们每次都去诉诸生活世界的意义，那么社会成本必将会加大，以致无法承受。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推动原子化个人发展的要素。

纳粹的人口政策是被描述为一种无痛苦的计划，发达的医学也被用于此途。同前注33，福山书，第24页。巴厘的统治并未统一，而很多的权力中心彼此斗争。从其他的人类学研究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巴特对斯瓦特巴坦人的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时，阿富汗斯瓦特地区的权威有两种，其中世俗领袖的权威处于流变之中，不存在固定的从属关系，人们会依据利益随时变节，故而首领之权威依赖于其可否为族人带来好处：土地、金子、荣誉等等，首领在庇护追随者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财富。

[35]但是即便如此，在理性兴起之前，我们对于未来不敢有任何确定性和稳定性的期待，所以在付出忠诚和服从时须有即时的回馈，如此就将国王逼向了死角，他必须拥有大量的财富才可以启动和维持这样的政治交换，而这巨额财富在古代是很难积累的。[71]尽管利益完全打败了激情后，赫希曼在其著作中也看到了利益与激情之间可能存在的循环。

[54]当国家沦为赤裸裸暴力，个人服从国家只能是因为理性计算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认同。[54] 参见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3页。第三是在执政、体制、支配、控制等意义上表示治理。第二，安抚被支配者，让其内心平和，认同于这种受奴役的地位。

[16]总的来说，法理型国家之前，正当性的基础在于神魅或传统，之后降落到世俗之中。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古朗士直接从宗教出发来建构一整套的城市国家的政治运行逻辑。参见强世功：《惩罚与法治——当代法治的兴起（1976-1981）》，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76]而这或许误解了人类的本质，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回到前人类的原子化的动物阶段。这一点在大屠杀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另外一条隐而不显的主线在于对人的基本假定的演变，人类本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这也是古典政治成立的基础，但是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论者将人类塑造成原子化个人，以消解激情为代价建立国家，这种理论构建造就了冷漠的社会和孤独的个人。[52] 参见[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前言，第5、6页。

下文在涉及本书时，将以格尔兹，1999代替。如果这种精神的权威不能保证有狼子野心之人服从，那么君主就会被推翻。而他们的权力象征就是夸耀式的仪式和庆典的维持，所以他们的斗争所依赖的是攀比斗富，在奢侈的庆典中彰显力量。人类所追求的不止是利益，还有认可。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格尔兹反思了西方经典国家学说，他将西方关于国家的几种主要的理论归结为：（1）国家尊严部分的功能在于迎合实效性部分，都是在为政治事务服务。如何在现代社会安顿这多变的、富于破坏性和创造性的激情？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本文不打算做完备的讨论，仅讨论前提性的问题：激情是留给个人，还是个集体？是由社会宣泄激情，还是国家创造激情的盛典？ 现代社会天生地具有削弱和侵蚀庆典之能力，[87]传统社会中的庆典塑造的是一种崇高、神圣的东西，但是现代社会却大大曲解了这种目的，即便是重大的活动之后，留下的不是对某种精神的回忆，而是一系列的商业运作的痕迹。

[30] 清代公羊学的阶段性变化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点，晚清经文经学面临着不同的压力，但是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廖平等人通过各自的努力，将各个时期的冲击和新观念整合进儒学之中。但是日本天皇本身就被当作是天之化身，不需要通过祭天来神化自身。

韦恩·莫里森指出，如果没有一整套的社会叙事和结构条件，希特勒个人的魅力是无法使得这一工程实行的在。[58]简单地说，只有将人当作是没有感情、没有触觉的动物时，此等有计划的、利用最先进技术的种族灭绝才有可能实施，才有可能不在德国人之中引发反抗。

仪式之产生，仅仅是因为它们在那些无缘于逻辑思辨、神秘主义流溢说或形而上学牵挂的行为人的生存条件和潜在行为倾向中找到了存在的理由，第139页。（4）国家的民粹主义：将国家当作是共同体精神的延伸。

但是，早期政治哲学家认识到激情并未在理性面前缴械投降，所以他们对宗教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自然宗教、公民宗教作为属人之宗教，力图塑造人对于国家的情感认同。[73] 同前注62，格莱德希尔书，第33页通过祭天之礼，将天下之公的追求与事实上的天下私有之间的冲突消解，使得统治得以可能。在法理型统治获得无限正当性的时候，激情应该如何安放，这是本文最后提出但并不一定完美解答的问题。

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涂尔干认为社会优先于个人，个人的本性正是在社会中才可以得到体现。[68]超过一定的规模的群体的形成就需要依赖于宗教的力量，使之增加集体的团结，当然宗教不是唯一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给人们想象以所本。

[英]埃文思-普理查德，对牛的兴趣，载氏著：《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3页。[22] 格尔兹，1999，第12页。

[69] 安德森将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其实共同体成员彼此的认同也是依赖于想象。被格尔兹称为世界之轴的ukiran更是映照真理的所在，是众点之点，不唯在宫殿之中，在整个王国之中亦是同样，等级制的宗教-宇宙面相和权力-政治面相在此天衣无缝地两相契合。

在巴厘国家中，世俗君主被一步步抬上圣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必须与世俗事务隔得越来越远，如此构成一个悖反的难题：一个人愈是靠近意象化权力，他也就愈使自己远离了实际控制权力的机制。[34]这种财富的匮乏可以从支配者将无形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这一举措中看出来。[62] 参见[英]约翰·格莱德希尔：《权力及其伪装——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赵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页。当统治者发现，被作为神来崇拜实际上不利于统治时，他们会逐渐转变统治方式，巴厘剧场国家的那种情形也不再存在了，这也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的开始。

[⑦] 赫希曼对现代社会如何用利益取代了激情做了非常好的研究，See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⑧] 时代变化了，现在不会有多少人去相信世界末日的预言了，但是大家还都愿意这样好像被骗但又没有被骗地参加这种集体癫狂秀，以此应付无聊乏味的生活。[14] 权威的构建、服从者的臣服，是一个统治得以继续的关键。

[70] 同前注33，福山书，第38页。[59] 在消解激情后，现代社会的唯一指标便降为物质利益的追求，马尔库萨结合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进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将本来是有着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完全受物质的支配。

[26]当然，竞技庆典造成的暴力蔓延、道德堕落和资源枯竭反过来又导致了古罗马政体之瓦解和帝国的崩溃，此是后话。神一般的国王也就失去了与具体现实相接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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